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他想不通，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房间里一边想身后事，一边拿一张信纸无意地折着，折来折去折出了一个“蛋”，这就是国家大剧院张如凌像个“卖花姑娘”。

      她的“花”不一般，是以巨大体量生长在大地上的建筑物。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宛若一朵白玉兰，即是张如凌穿针引线的杰作。

      现在她的任务是将“一朵莲花”推荐给南京。玄武湖边为江苏省大剧院的留白，吸引了大批设计师来竞标。张如凌说：“我还是想搞一朵花，让花瓣在湖边平向铺陈，与湖中的睡莲相呼应，背后是紫金山，水汽氤氲中，应了白居易的诗‘花非花，雾非雾’。”

      这个活跃在欧洲金融界的女人，在中国建筑界的名气更大。她偕夏邦杰、安德鲁等大师级法国建筑师来到中国，为不同的城市“戴花”和设计城市形象。她似乎“承包”了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剧院设计，代表作还有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

      中国是世界上正兴建剧院最多的国家，每座歌剧院几乎都是所在城市的门脸建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

      不只有张如凌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只有歌剧院迷信外脑，凡是地标性建筑，只要是出得起钱的城市，都希望用外国设计师。这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外国建筑师在华30年

      张如凌是艺术史博士，从1991年起涉足城市设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觉得法国的市政规划做得不错，张如凌作为法国建设部的顾问嗅出了其中的机会，为陆家嘴规划积极呈献方案。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正组织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规划的国际竞赛，在位于外滩的原市政府所在地接见了她。从这一年起，张如凌开始参加上海市长咨询会。

      陆家嘴商务区和世纪大道主要采纳了张如凌团队的方案。“当时请全世界的设计师做了5个方案，现在看到的陆家嘴是5个方案的综合。”张如凌介绍说，“世纪大道主要借鉴了巴黎拉戴芳斯商务区，浦东领导很赏识香榭丽舍大道。”

      真正让她一鸣惊人的是上海大剧院。“上海市领导很大胆，那时在国际上招投标的还比较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大剧院，但他们有开放的心态。”

      之后，张如凌越做越顺，在中国共做了浦东机场航站楼、广州新体育馆等20多个项目。目前，手头上在跟进的除了江苏省大剧院的竞标，还有重庆市的城市形象设计。

      与张如凌的半道出家相比，外国建筑师在新中国活动史，更可上溯30年。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喻学才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我国学习国外建筑的传统分两批。解放前，一批欧美回来的，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艺术，生发出中国特色的建筑式样。另一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建国十年的十大建筑，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之后就闭关了几十年，建筑没有任何突破。”

      “改革开放后，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多了起来。在指导思想上，西方确实比较先进。同时也因为干部对于城市建设的评价体系急功近利，为了政绩就请国外的设计师来做。30年来，建筑方面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1980年初，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估计，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规模至少有300亿元左右。

      “如果你要去中国，必须现在就去！中国正在急速发展，机会只有一次！在欧洲不论建什么，方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有一种猛踩刹车的感觉。”广州新电视塔的设计者马克·海默尔夫妇说。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评论道：“外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例如‘鸟巢’。”

      以北京、上海、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为例，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址“大裤衩”、首都机场航站楼；上海陆家嘴呈“品”字布局的“三高”——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广州的新电视塔，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新歌剧院等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哪几支“洋枪队”活跃在中国

      外国设计师像建筑美学的传教士，行走大江南北，从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从地标到居民区的设计，遍地开花。

      张如凌属法兰西派，合作者主要是夏邦杰(代表作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大剧院)和巴黎机场公司的安德鲁(代表作国家大剧院)。另外，还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代表作上海南站)，欧博设计(代表作珠海歌剧院)，AS事务所(代表作重庆科技馆)等。

      美国设计师则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早期急于增高的需要。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有影响力的有SOM公司(代表作上海金茂大厦)、FPA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英国方面军”主要是以福斯特(代表作首都机场航站楼)、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为代表。

      据张如凌介绍，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夏邦杰在中国是靠着上海大剧院一炮走红的。

      “安德鲁和我为国家大剧院遭受了很多争议，但那颗‘巨蛋’被安放在长安街之后，北京在奥运前后集中出现了一批颠覆性风格的建筑，‘鸟巢’、水立方和CCTV新大楼相继出现，开创了北京城市形象的新时代。”张如凌说。

      央视新大楼被称作“世界上设计最激进的建筑”，也使库哈斯在中国一举成名，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分支机构随后设到了北京和香港。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或建筑群正在或即将与库哈斯这个名字有所关联。

      迄今库哈斯一共在中国参加了4项招标：CCTV新楼、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新楼、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歌剧院，前二胜后二负，其中广州歌剧院方案输给了扎哈·哈迪德，而后者正是库哈斯的门徒。

      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成了名副其实的“祖母”(OMA在荷兰语中的原义是“祖母”)，其繁殖出的新设计师也投入到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垦殖。

      库哈斯，这名没得“普利策奖”的记者，转行后却得了“普利茨奖”(建筑界最高奖)，又在中国建筑界成为教父级人物。

      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除央视新大楼，还有MVRDV设计的“南京第壹区”。

      中西交合之痛

      在外国设计师激烈的抢滩中，中国设计师并没有失声。

      在设计鸟巢时，艾未未陪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去了上海博物馆看中国古代的玉器，使两位瑞士设计师深受启发。艾未未说：“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

      库哈斯在北京街头发现了一些不锈钢雕塑，陪同告诉他那是乡镇企业批量生产的，库哈斯却要求去厂里看看，他要弄一批摆在央视大楼里。

      像张如凌这样的顾问，除了在业务上沟通，还要在艺术上“教化”设计师。

      “不可能！上海没有故宫文化，它喜欢前卫。”当安德鲁把浦东机场的第一稿呈现给张如凌时，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惊声尖叫。安德鲁最初想把这座机场做成水泥块堆砌的故宫，张如凌毫不打折扣的否定，让这位29岁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出名的大师很恼火。

      当得知安德鲁是从旅法画家赵无极的作品中寻找中国感觉的时候，张如凌告诉他：“赵无极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不能参照他。”她要告诉合作伙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最后，浦东机场在张如凌的建议下设计成蓝色调、海鸥造型，以体现上海的海洋文明。“德国有一家竞标者设计成了龙的造型，只能从空中俯瞰，失败了。”张如凌说。“一个城市就好比一间屋子，哪个位置该摆怎样的建筑，要切合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

      而由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屋顶是金黄色，四周则由红色的巨柱所支撑，从空中俯视，恰似一条金色巨龙。

      几乎每次设计都要吵架，标的越重，吵得越凶，在国家大剧院的竞标中吵得最凶。“安德鲁脾气大，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国家大剧院长达1年半的‘考试’使安德鲁无比痛苦，在第3轮竞标前不告而别。”张如凌回忆。

      抵达巴黎后，安德鲁从助手手中拿过车钥匙，话也未说，一个人一路往尼斯开，在酒店开了房。“他想不通，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房间里一边想身后事，一边拿一张信纸无意地折着，折来折去折出了一个‘蛋’，这就是国家大剧院。”

      给领导普及建筑知识

      但外国设计师不总是了解中国，中国的城市形象最好还是由中国人设计。

      喻学才告诉本刊记者，世界旅游组织曾经向我国推荐了许多国际大牌专家，对四川、云南、海南等大省进行旅游规划。虽然确实引进了新的气息，注重市场意识，重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太少，规划设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比如山东旅游规划中，曾经请来了瑞典著名的规划设计师，他擅长的是海滨规划，对于中国烟台、威海是适用的，但一到了泰山、曲阜、孔庙等内地城市时，就完全不搭调了。

      一个设计了30多个国家城市规划的设计师，对山东的设计理念就是“山东像一只雄鹰”。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在会议上遭到国内同行的猛批。

      “尽管国际大师的规划受到了国人的批评，可是领导还是非要找国际大师。”喻学才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对本刊记者说，提升城市形象、建筑审美，要从领导抓起。“在法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都要学习一年的建筑史，培养最高尚的建筑艺术品位。我现在在写普及建筑知识的书，就是想给领导们看的。”

      “我曾经送给扬州市长一首诗，其中四句是‘高楼林立，龙飞凤舞，污染满地，布置散乱’。第一句指的是现在各个城市盲目建设的观景楼、摩天大楼，第二句指的是城市里漫天飞架的高架桥，第三句不用解释，第四句是说现在的城市缺乏一个有序的‘界面’，比如长安街，最宽达120米，过街像过河。”

      “南京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研究建筑的高校在这里有影响，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有当官的。苏州市副市长是我的学生。现在苏州的干将路上，每一栋房子的改建、修造都要经过我的签字，领导才能点头。”

      齐康主张，作为城市形象的地标性建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大，“我们应该以平常心、以老百姓的心，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花钱不多，但有意义。”

      “地标是分等级的——国家级、省级、县级。例如江阴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级市，但它是徐霞客的故乡，用徐霞客来做标志就很好。”齐康主张进行地区性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亦即用不同的建筑赋予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