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音乐和表演天赋让我成了中国荧屏上的“明星”，不光打Tabla鼓，参加电子乐队，还学会唱中文歌，甚至还演起了中文小品！

很多人都说，要想学好一门外语，经常听歌是个不错的方法，对此我也深有体会。在中国的十多年间，可以说听了成百甚至上千首歌曲，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1997年刚到北京时听到的两首歌曲：“阿妹”张惠妹的《姐妹》，还有“小齐”任贤齐的《心太软》。大街小巷上不管是卖服装、卖糖葫芦还是卖羊肉串的不是放这首，就是放那首，而且是反复地放。所以不管走到哪里，能听到的也就只有这两首歌了！可以说当时这两首歌曲的流行程度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恐怕不会唱的人都不多见吧，真的可以称做“同一首歌”啦！

其实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歌手是谁，出不出名，只是满耳朵里灌输的都是这些，估计也形成了条件反射，于是洗澡的时候就哼一哼、练一练，因为毕竟有人的时候不好意思，不敢唱，再说浴室或者厕所里的回响特别好、特别有感觉，所以能放开地唱。唱着唱着我开始喜欢上那些歌曲。

刚到中国时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见到新朋友时问那个人的生日，尤其是班里的老师和同学，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帮人家庆祝生日。当时我们班里有30多人，平均下来每一两周都有人过生日。记别人的生日也变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和爱好。

在老美院住的时候，我的同屋是塞舌尔人。由于家族经商，加上塞舌尔政府除了每月给留学生补贴外，每年还有额外的5000美金作为生活费。可以说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一年他过生日，把我们带到朝阳门附近的很有名的阿凡提餐厅，也因此让我有机会成为阿凡提乐队的成员。虽然乐队用的是西班牙刚果鼓，但是由于我有打Tabla鼓的基础，一学就会，所以在乐队中担任刚果鼓鼓手。乐队每天晚上演出，我就下午下课后去排练一次，排练之后先吃晚饭；晚上9点演出结束后再吃一顿宵夜。像我这样节省的人，每天有两顿饭可以吃得这么丰盛、又是免费，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条件啦。演出结束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到王府井宿舍写作业，写完作业基本上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每天都很充实。

沉醉在音乐当中让我感觉生活中充满了新奇和希望，也不用每天想家想妈妈就哭，给了我一种活力和动力。还记得那个时候跟着阿凡提乐队，几乎踏遍了北京全部的酒吧：三里屯酒吧街我们一家挨着一家地演出；工体周围的酒吧、迪吧，还有凯宾斯基酒店等。平均每周我能参与三到四天的演出，也能赚到大概150元的收入。

有一次电视台的一个制片人在阿凡提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到我的表演，通过朋友的引荐，我们也成为了朋友。于是在他的推荐下，保定电视台的王台长邀请我去保定电视台表演小品——写春联！说起来那可是1998年保定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7频道合办的春节晚会的舞台。当时能轮到我完全是因为我“物美价廉”！本来人家是想请加拿大的大山的，因为大山名气大、中文说得好，也因此成了各大电视台竞相邀请的红人，水涨船高，大山的出场费自然也低不下来。

说起来也算是我的福气，钱虽然不多，但是为了锻炼自己，改变自己，成为明星，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当时我背了5页厚的剧本，还被特意安排在保定的友谊宾馆和另外两个搭档排练。听说他们在保定也是很有名气的。两位大哥里面有一位光头的大哥和我演对手戏，他也比较照顾我。想当初我几乎完全不懂汉语啊，他们用手语、面部表情，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我交流。当时我的汉语怎么能达到说小品的水平？所以只能死记硬背，排练烦了，两位大哥就带我出去喝酒，喝完酒他们回屋睡觉，我就迷迷糊糊地接着背剧本。虽然我很认真地准备，但是上台表演还是心里特别没底。两位大哥帮我想了一个法子，就是把我的台词都写在舞台道具——一个小兔子玩具的屁股上。当时的小品讲的就是我和光头大哥打擂，谁赢了小兔子就归谁当奖品。所以演出的时候我就看看天花板，看看小兔子，再看看天花板，看看小兔子，看起来也像是我为了争得这个奖品！ 最后我们的小品演得特别成功，王台长也非常满意。虽然大山没来，但是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好评！现在看录像带我才知道那个小品的意思，而在当时完全靠小时候背《古兰经》的劲头，死记硬背的。

一回生、二回熟，有了几次表演经历，慢慢地就有更多机会找上门来。有一次一个意大利人在凯宾斯基酒店组织AsianFashion Show——亚洲时装表演。她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18个国家的民族服装，也找了不同肤色的人种当模特。东南亚地区的代表就找了我。我穿了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国王的衣服，还有孟加拉国农民的服装、中国的唐装等，总共穿了大概五六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服装。通过这次，我也算有了T台走秀的经历。

轮到另外一个服饰系列时，我和当时孟加拉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合作伴奏。那可是人家头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出啊！他吹笛子我打鼓，整体的感觉就是想睡觉的人会被吵醒，而醒着的人想睡觉！按理说走秀时应该播放激昂或是节奏感强的音乐，但是笛子吹出来的都是悠扬、缓慢的旋律。当时的感觉就是大拌菜，有点混乱。但是我的收获就是当了模特！而且通过这次与参赞的合作，使馆发现在中国还有我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留学生，从那以后使馆凡是有文艺演出，我打Tabla鼓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显然成了使馆的专用鼓手！当然了，往返使馆的交通费和餐费都是我自理。

在199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开播30周年庆典文艺活动中，我全程当鼓手。此外，当时的整个舞台背景、孟加拉语横幅都是我亲手画出来、布置的。时任孟加拉语部主任的钟老师对我特别热情，除了亲自到台门口接我，还请我吃饭，给了我好多纪念品。她还亲口对我说：如果我还有一个女儿，一定嫁给你！她就是著名主持人陈鲁豫的妈妈！

久而久之，我的爱好变成了职业，很多中国人提到我的时候都会说，穆拉德，是不是打鼓的那个人？

1998年年底，我在中央美院元旦晚会的舞台上再次表演小品。但我当时也就相当于一个群众演员，到舞台上说一句话就下台了。后来想想真没劲，我不再习惯于给别人充当小角色，于是决心第二年元旦晚会一定要有大手笔！到了第二年，我刮了胡子和腿毛，穿上丝袜和胸罩，还在里面塞了两个熊猫娃娃；为了遮盖我的肤色，还在脸上涂了很厚的粉底，弄得很白很白；还戴了假发男扮女装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跳热舞。我的高鼻梁加上大眼睛、高个子，看起来那是相当性感的！上台之前院长还仔细看我，说咱们学校怎么来了一个俄罗斯姑娘？第二年我带着8个女孩子，为她们借来孟加拉国的传统服装纱丽，给她们化妆成孟加拉女孩子的样子，教她们跳印度舞。这个节目还获得当年演出的一等奖。我呢，这次只是充当了策划、导演的角色，并没有上台。但是有了这么两次轰动的效果，系里说演出没有穆拉德就不完满。从此以后，美院每次的演出都会找我出来参与。

后来我还参加了电子乐队——“什刹海”。2000年美院搬到新址花家地时，我们在美院搞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演出。之后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几个比较大的迪厅也都邀请我们去演出。

同一年，美院成立5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组被邀请到美院操场演出。我虽然没有上台表演，但是作为主力啦啦队在前排加油。韩红是我比较欣赏的歌手，她的歌声很有穿透力，让我感动。我觉得她的歌声真是太美了，非要起哄让她唱第二首。估计导演就让她唱一首歌，但是我这么热情、这么能起哄，她也很爽快，看我是个老外，还特意要求乐队老师准备一首英文歌。至今在中国流行乐坛中，韩红仍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

2002年外国留学生元旦晚会在21世纪剧院举办。本来我和我的同胞，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孟加拉语部语言专家的毛大海合作歌曲《橄榄树》。他来唱，我打鼓伴奏。谁知演出前夕他发烧、重感冒，病得发不出声音。虽然他头一天晚上打了点滴，但是谁都不知道他能否上台。要么节目被临时取消，要么就要想另外的办法。我灵机一动，一边从使馆借来孟加拉国服装，一边从戏剧学院临时“抓”来一个有表演基础的、章子怡的同班女同学教她印度舞的几个基本动作，那时距离表演只有20分钟了。这边毛大海勉强支撑着上台，为了避免“哑剧”的效果，我边打鼓边演唱，也打破了Tabla鼓手不唱歌的传统！最后我们